九十年代末,一个东北小伙子来到北京,意外闯入了一场审美革命。以李东田、毛戈平、吉米等人为代表,中国涌现出批量的造型师。他们和时尚媒体共谋,塑造着影视明星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大众的审美。

九十年代末,一个东北小伙子来到北京,意外闯入了一场审美革命。以李东田、毛戈平、吉米等人为代表,中国涌现出批量的造型师。他们和时尚媒体共谋,塑造着影视明星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大众的审美。

1995年9月9日是中秋节,20岁的田洪禹从老家黑龙江省讷河县出发,坐了31小时绿皮火车,在第二天晚上来到北京。农历十六的月亮很大很圆,北京站前,望着那一片杂乱的灰色平房,望着那熙熙攘攘窜动的人流,他站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田洪禹到北京,是为了学习打碟。他是一个农民家庭生了五个女儿之后终于获得的儿子,是“从来没有考过第三名”的好学生,但在1991年,一进入高中,他就被告知,从他这一届开始,大学将不再免费,也不再包分配。大学学费要一万多块,父母已年近六十。高二读了一半时,他决定退学,挣钱养家。

父亲托关系把他送进牡丹江市一家发电厂当临时工,他的工作是查检运来的煤,每天上班时是白的,下班除了牙齿,都是黑的。一个月240元。一年后,他进入当时牡丹江最好的东方宾馆里的歌厅当服务员,一个月480元。

端水倒酒之余,他给歌厅音响师帮忙。除了饭点,田洪禹总是坐在点歌房里,那是个五六平米的灰色密闭房间,客人在包房里点歌,写张纸条叫人递过去,或者输入歌曲数字编号,他就从架子上抽出有那首歌的LD光盘,塞进对应的唱机。架子上有800多张光盘,每张盘24首歌,两个星期后,田洪禹记住了每一首歌的位置。他的收入涨到了1000元,他发现,会打碟、布线、调适设备的音响师每月能拿10000元。这是强烈的刺激。

带着工作两年攒下的7000多块,田洪禹到了北京。在北京站东街一家小旅馆,他以每天22块的价格租了个床位。第二天一早,他奔赴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招生办的老师说,你没高考,只能等到我们开课之后当旁听生,交9000多的社会生学费。

这是田洪禹到北京后学到的第一个技能,并在今后若干年持续地拯救他于危急中。在《北京晚报》上,田洪禹发现了北京市文化交流中心开办的音响培训班,老师是广院的,每周六日上课,学期两个月,学费420元。

上了两天课后,田洪禹发现最迫切的是找一个住的地方,于是,在崇文门地铁站旁边的劳务市场,他又买了份《北京晚报》。好几家美容美发培训班正在招生,其中的“娜韵”引起田洪禹的注意:学期一个半月,学费400元,关键是,包住宿。田洪禹迅速计算出一天的住宿费还不到9块,他立刻从小旅馆退房,报了美发班的名。

“娜韵”在和平西桥附近的北京化工大学租下一栋小楼,教学和住宿都在楼里。田洪禹是第三个报名的学生,需要招满40人美发班才开始上课。“娜韵”的宿舍由三个三层铁架子床构成,他每天在旁边的菜市场买菜,在临时厨房里做饭,之后,就和另外几个早报名的同学一起跟着老师在木模特头上盘发。老师教给他们当时最流行也最普通的盘发款式,很多三股发编成的细绺,搭配夸张的大髻。田洪禹每天盘了拆,拆了盘,一个多月后,到美发班终于凑齐人数开课时,两个木模特头上的头发,都被他梳得掉光了。

田洪禹逐渐发现,自己擅长做头发。他能轻易达到老师要求的标准,甚至超过老师的标准。他决定不干音响了,把做头发当成自己的专业。

从“娜韵”美发班毕业后,田洪禹赖在化工大学的宿舍里,靠给人买菜做饭换取不被赶走的资格。每天,他从和平西桥出发,坐13路公交,沿站下车,向附近几条街上的小理发店询问需不需要人手。得知他是东北人,理发店都不理他。当时的北京,所有理发店都渴望“广州大工”,他们离香港最近,剪出来的头发最时髦。

20多天后,田洪禹终于在月坛北街一家只有十平米、两把椅子的理发店找到了工作,那家店的理发师刚走。田洪禹一天剪十几个头,一次十块,剪了一个月,老板说,你别来了。那是个从来不笑的北京大妈,她给了田洪禹800块钱,“可以了,够你吃吃喝喝了”。

他再次回到化工大学,接受了一个同学发出的到河北涿州一个小区理发店工作的邀请。在涿州,田洪禹一天剪很多个头,老人一块,小孩两块,大人三块,每月他能收入1000多块,但他的眼里永远晃悠着一块钱的票子。半年后,他确信这一块接一块的生活不是自己的梦想。

他又回到了北京,在现在的北京南站附近找了份工作,和另外两个发型师同住在一间不到5平米的棚子里,拉开门就只能躺上床,鞋子必须塞进床下。

流水账一样的苦日子似乎看不到头。1996年,田洪禹打算去沿海城市发展,从青岛开始,沿着海岸线往南,一个一个城市地走,直到广州。到青岛的第一个晚上,他的钱包和衣服就被偷了。田洪禹理解为这座城市的驱逐,气恼之下,他买了飞机票,从青岛直接飞到广州。

没出机场,他又翻开了报纸,找到一家叫做“标榜”的美容美发学校。标榜是来自美国的一套美发体系。花600元学费,他又学了一个半月。但在遍地“广州大工”的地方,一句粤语都不会说,田洪禹依然找不到工作。

同学把他介绍给了大连一家理发店,老板号称“金州一剪”,在北京蒙妮坦美容美发学校学的技术。刚刚富起来的那部分大连人喜欢找这位“一剪”剪头发,感受刚从香港引进内地的名叫“沙宣”的剪发技法。老板并不怎么看好田洪禹,他扫了半个月的地,才留了下来。但他很快看“懂”了:在“娜韵”,他学的是剪发中最基本的款式,剪齐,剪碎,剪圆;在“标榜”,他学会了基本款的变形、结构上的搭配,将头发分层,作渐增和渐减的变换;在“金州一剪”,他学会了将所有这些技术灵活运用。

三个月后,田洪禹又回到北京,在“娜韵”老师开的理发店工作。他渐渐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名发型师,但他还想成为一名更牛逼的发型师。他和一位老顾客聊起这想法,她靠卖牙刷发了大财,一拍脑袋,“我表弟有个同学,开了家发廊不错,你去看看?”

位于北京东四八条的发廊“名人坊”,一百多平米,十几张椅子,黑色大理石地砖,白色墙壁,天花板是的灰色管道。在当时的北京,这算得上一个时髦所在。苏有朋、瞿颖、许晴、田震等等知名艺人,还有那些刚刚富起来、迫切想要展露财富的人,都在这里剪头发。

这是1998年5月,田洪禹决定到“名人坊”试试。他给其中一位合伙人的女朋友吹了个BOB头,几分钟后,她说,你比这里大部分的发型师吹得都好——来上班吧。十几天后,田洪禹见到了这家店的另一位合伙人,李东田。很快,他将从这里开始,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脖子以上是一个人最先被关注的部分,发型能改善脸型,甚至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而它在几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即使失败,也容易重头再来,不伤筋动骨。头发,因此成为中国人最先时髦起来的部分。

当田洪禹碰见李东田时,后者已经在圈内颇有名气。“名人坊”的客户都说,“东田做的,就是洋气”。那时,“时尚”这个词儿还没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用语里,“洋气”意味着洋派的、新鲜的,也就是好的。

制造出“洋气”的李东田,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京。小时候,他就觉得邻居们长得都很像。他跟着在航天系统工作的父母住在五棵松大院里,邻居们五官有些差别,但每个人都穿着蓝色、绿色或灰色的衣服,顶着出自大院澡堂旁边小平房里、两毛五剪一次的头发,很难从第一眼就分辨出差别。他不愿意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有时他逃学,去看故宫建筑上伸展的花纹,鲜亮的色彩。

初中快要毕业时,李东田在邻居家看到了一份蒙妮坦美容美发学校的招生简章。简章上说,进这所学校不需要参加统考。这让李东田心动。他成绩不佳,升学无望,也不想去学当时热门的酒店管理,进美容美发学校需要考一点素描,和艺术沾边,李东田觉得,他的兴趣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口。

蒙妮坦由艺人郑明明1966年在香港创立。根据公开资料,1984年刘晓庆访问香港时,见识了郑明明的化妆术,邀请她到北京,两年后,蒙妮坦与位于车公庄的北京132中联合办学,这是内地第一家和香港合资的美容美发学校。

李东田相信剪发是个好行当。某个夏天,他为了躲雨,进了路边一家广东人开的理发店,一个长发乱蓬蓬的女人走进来,剪刀翻飞过一阵,她变得干净又精神。那家理发店剪发5块,烫发10块。当时李东田的父母月收入加起来也才100多块,已经是中产,能吃上肉。他寻思着,如果一个月能剪上三五十个头,就能收入200块了。

1990年夏天,李东田在学校附近买冰棍。在蒙妮坦,他变成一个喜欢表现自己的人。那时他顶着一个招摇的发型:两鬓剃短,头顶留长,染成由金黄而大红的渐变色。有人骑着车从他身边经过又停下来,回头问他,愿不愿意拍一支广告。20天后,在亚运村这支胶卷广告的拍摄现场,李东田看到从北影厂请来的化妆师为几个演员做头发忙不过来,就去帮忙。广告导演问他,以后能不能到剧组,为演员做头发。

第一个被李东田做头发的是演员盖克,那时她已经演过《高山下的花环》中女主角,刚从美国回来,对国内影视行业的发型师都不满意。19岁的李东田走过去,“你就是盖克吗?”他并不怯场。很快,在北影厂,“一个头发做得特别好的小孩”的名号传开来。又有人问他,认识不认识化妆跟他剪头发一样好的人。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如果又化妆又做头发,就能挣两份钱。但他当时对化妆一无所知。他买来一本日本人写的《教你如何学化妆》,又把自己剪发、拍广告赚来的钱全部换成外汇券,到友谊商店的进口化妆品柜台买来一堆化妆品,在家给母亲、姐姐和邻居全化了一遍。一个星期后,他开始到片场给演员化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化妆还只是演员的修饰,影视行业的审美通过诸如《大众电影》这样的杂志,影响普通人。那些被读者拿到理发店、裁缝店做参考的《大众电影》封面上,女演员往往将头发烫成卷,梳得高耸,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露出脖颈和肩膀,戴着体积夸张的塑料耳环和项链,这些都呼应着80年代热诚而夸张的精神。

当李东田在1990年进入影视行业时,恰好赶上了80年代精神的余绪,他不自觉地推动着这个行业里化妆风气的改变:传统影视化妆师常用油彩化妆,浓烈,有油光,当时的电影灯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很高,演员脸上的油彩妆很容易花掉。但李东田用的是进口粉质化妆品,清淡、干净,更日常也更真实。

李东田初入行的那几年,中国正发生巨大的变化。1993年1月,中国第一份吃喝玩乐的报纸《精品购物指南》创刊,8月,第一本本土时尚杂志《时尚》创刊;化妆的概念开始普及,国际一线品牌还未铺张到来,靳羽西、郑明明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化妆品占据了商场一层。中国人正在追求美,生怕被落下,流行像一阵狂风,挟裹所有人,李东田回忆说,“大街上说喇叭裤就全喇叭裤,说蝙蝠衫就全蝙蝠衫。”

也许是想去看看喇叭裤和蝙蝠衫之外的东西,1994年下半年,李东田前往美国。先是洛杉矶,在一家理发店打工,他的同事多是亚裔,又去了旧金山,然后是纽约。李东田喜欢纽约,人多,拥挤,脏乱,然而生机勃勃。他尽量笼统地表述自己在纽约的生活:阅读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VOGUE》、《BAZZAR》等时尚杂志,在室外咖啡馆坐着,观察来往的行人,看他们顶什么样的发型,穿什么样的衣服。

在美国,李东田去过一些发型师及化妆师的经纪公司面试,但最终他没有和任何公司签约。这些公司的操作方式让他印象深刻:机构签约发型师和化妆师,在媒体上,每位化妆师的名字后面都加一个括号,里面是机构的名字。机构变成了品牌,不断曝光,不断重复。李东田想,如果把这种方式引入中国,他就成了第一个,这胜过留在美国,成为许多化妆师中的一个。

1995年,李东田担任化妆师的电影《红粉》在柏林电影节获得视觉效果“银熊奖”,这让他在演艺圈外也被认知。他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还在美国。第二年,李东田开始半年在美国,半年在中国。

在中国,他为影视剧化妆,也为在中国刚起步的时尚杂志的封面明星化妆,他就在那时开了发廊“名人坊”。1999年10月,李东田和两位朋友合伙成立了北京圣岩东田造型设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他刻意不使用美容美发行业当时流行的“形象设计”说法——“这个词太大了。”李东田后来说。他从以往工作过的影视行业中找到了“造型”一词。在一部电影的结尾字幕中,总会出现“服装造型”、“化妆造型”等职务名称。

“造型是一个更强调形式感的东西,针对不同场合,头发、化妆、饰品都要搭配……它是一整个LOOK。”他说。

他想找一个人来表露“造型”这个老词新用的概念,一个形象代言人,这也是在纽约学来的方法,“大品牌都有形象代言人”。在一次为时尚杂志拍片时,他留意到了吕燕。吕燕当时是一位试衣模特,和主模特身材相仿,为了节省主模特的时间先试衣服,并不参与拍摄。李东田一眼就觉得她长得怪、有特点,当然,她也足够新鲜。“就是她了”。

一般的发廊都是临街的门脸,但李东田的新店“东田造型”,位于北京新东安写字楼的九层,200平米,三分之一剪发,三分之一化妆,三分之一培训。那时,东田造型签约的造型师往往曾是李东田的助理,他们以商业化妆十分之一的价格为杂志拍摄的时装片化妆,要求杂志在自己的署名后面加一个括号,填着“东田造型”四个字。李东田把他在美国看到的造型师经纪公司运作方式带到了中国。

“东田造型”的门上挂着一张海报,是吕燕的黑白照片:她位于一束百合花的后面,头发中分,露出圆圆的额头,细目、塌鼻梁、厚嘴唇,长而细的眉毛斜飞入额角。从眉毛到鼻子的部位布满雀斑,那是李东田用眉笔,一粒一粒,点上去的。

中分,表明她是中式的,雀斑,是西方的,李东田用这张海报表达一个拥有中西方两种背景的造型师对美的理解。在李东田和媒体的渲染后,这种美,逐渐从影视行业扩张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相信,中国自此进入了崇尚个性之美的时代。

2002年7月,上海“东田造型”新店开张,位于最繁华的中环广场。升降机上的是李东田和吕燕。

在“名人坊”见到李东田之前,田洪禹已经在杂志上认识了他。1997年,《时尚COSMO》杂志用3到4页的篇幅刊发了对李东田的报道,称他是“彩妆教父”,并配发了他的大头照,还有一张他在美国时的照片,当时的李东田留着长发,像个时髦艺术家。田洪禹想,这同行真牛逼——我也得学化妆。

社会上已经有不少化妆培训班,但中戏和北影才是圣地。田洪禹找人托关系想进中戏化妆班,差点被骗了钱。1998年,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化妆班,笔试是素描,很快,他进入复试环节。在电影学院一个教室里,六位老师排成一排,坐在桌子后面。

老师都愣了,随即笑了出来。田洪禹一脸正经,说,“我已经在发廊上班赚了一点钱,我想赚更多的钱。美容和美发应该是不分的,现在我只会美发,相当于只有右手,左右手齐头并进,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

几天后,牛皮纸大信封寄到了他工作的位于蒲黄榆的发廊,“录取通知书”几个字让他看得很美。那位卖牙刷的大姐已经把他介绍给了李东田,拿着录取通知书,田洪禹去了“名人坊”面试。他开始了梦想的半工半读生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从在西什库租的小平房出发,骑12.5公里到电影学院上课;中午,他和班里的女同学交换条件,他给她剪头发,她出借自己的脸给他练手化妆;下午四点,放学后,他骑13公里到名人坊上班;晚上十二点下班,再骑4公里回到小平房。他在学习,也在赚钱,田洪禹前所未有的满足。

在电影学院,田洪禹见到了应邀来上课的毛戈平和吉米。毛戈平强调底妆,用深浅不同的色调调节脸部结构。“只能看正脸,侧脸有时候特别可怕”;吉米强调“媚”,认为女人的眼睛应该是飞扬的,眼尾总是向上,显得妖娆。

毛戈平和吉米的理念,田洪禹都不欣赏。他觉得他们将所有人变成同样的人,只不过前者强调美,后者强调妖,人脸成为化妆师展示观念及争夺话语权的战场,但那个被化妆的人,被忽视了。

李东田的化妆风格是田洪禹想要学习的。“他看很多国外的杂志,对人家的彩妆技法借鉴得比较早,能够找到西方潮流的趋势,技法和变化都很多”。

1999年夏天,在名人坊为一位女顾客剪发时,田洪禹聊起自己刚刚从电影学院化妆专业毕业。这位顾客是《娱乐圈》杂志的主编,她说,正好我们要拍个搭配片,你去化一下吧。

几天后,田洪禹到了一间办公室,给模特画了个日常妆,头发先散开,再梳起来在脑后挽一个圆髻,这就是编辑理解的“职场造型”。两个造型的改变,田洪禹只用了五分钟。这是田洪禹接到的第一份杂志工作,他获得了300元酬劳。

《娱乐圈》主编把田洪禹介绍给了其他杂志,很快,《现代服装》和《都市主妇》找上来,而后是《时尚COSMO》。杂志需求多,好的化妆师太少,田洪禹称自己那段时间是“爆炸式的发展”,他的作品从不太重要的“搭配片”到重要的“模特创意片”,再到一本杂志最为看重的“封面明星片”。2000年,所有时尚杂志上都能看到田洪禹的名字,他几乎每天都有三四个活。他买了辆切诺基,塞上三四个助理,奔波在北京的摄影棚之间,干完一个活他就留下一个助理在现场候着补妆,自己奔向下一个化妆间。

时尚杂志行业刚起步不久,从业者对“时尚”的了解也暧昧不清,没有人给田洪禹方向,也没有人给他限制。他觉得自由极了。他给模特脸上粘上珠片、闪粉,涂上各种质地和颜色的眼影;他发挥自己的盘发技术,把模特的头发做成体积庞大的帽子。他经常“下狠手”,往模特头上洒面粉,或者抹凡士林。凡士林经过吹风机热风加热,融化在头发里,一绺绺头发被他拧成一个个小麻花,紧贴在头皮上。逐渐凝固的凡士林定格了头发的形状,凝成冰一样的质感,配合脸上油润的妆,片子拍出来,模特变成了蜡人。这位模特叫郑芳菲,她花了半个月,用上包括肥皂在内的清洁用品,才能把头发洗干净,但田洪禹管不了这些,他很满意自己的创意,以至于后来多年郑芳菲一提起这创作就问候他大爷。

某个夏天,田洪禹和《iLOOK》杂志一起去白洋淀拍摄,模特穿着精致的套装,拖着被田洪禹接得长及脚面的头发,扭着好像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的身形,站在芦苇萋萋的水畔。

“像个女鬼。”田洪禹说,十几年后,他冷静地评价当时飞扬的“创意”,“没有章法,哪儿跟哪儿都不搭,其实是无知者无畏。”

在那个时代,田洪禹和同行们都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他们生逢其时,短时间从被人看不起的服务业从业者变成时尚潮流的引领者,获得了没有限制的话语权。每个人都相信,必须惊世骇俗,才能脱颖而出,成为“大师”。至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借鉴他们的想法,他们并不在乎。

田洪禹的艺术家之梦持续到2004年。一天,在位于西客站附近、当时北京最好的摄影棚“今日捷成”,他为《iLOOK》当期封面明星刘嘉玲做造型。妆容明艳,他娴熟地把她的头发做成了夸张的“大爆炸”。

刘嘉玲看着镜中的自己,“你把头发梳得干干净净的,像我就行。”她的声音很平静,“你不能把每一次工作当成自己的艺术创作,有时你是一个服务人员,不能用你的想法左右我在镜头前的形象。”她顿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拍的是我。”

田洪禹突然意识到刘嘉玲是正确的。他说,好,迅速把她的发型改了过来,一个精致的、纹丝不乱的圆髻。

那天之后,田洪禹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风格。在为明星做造型前,他都先问对方要什么。他把强烈的攻击力留在了给模特做的造型片里。但是,他为模特做造型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他的同行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明星和品牌用影响力和资本,正越来越多地浸入这个行业。

2009年,田洪禹为《大周末 Hotspot》杂志做了一组环保主题造型,图中模特为孙俪,他将旧LED灯装在旧矿泉水瓶子里,“放大矿泉水瓶对环境污染的强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人脖子以上的革命,有据可查的发端,是1995年,电视剧《武则天》播出。刘晓庆在其中饰演武则天,从16岁演到80岁。当时刘晓庆已接近40岁,她极力需要用化妆来改换面貌。剧组在全国海选化妆师,试了许多次,她和导演都不满意,直到有人介绍了毛戈平。

在《武则天》剧组,毛戈平第一次见到刘晓庆。他用一层层粉底涂抹出油嫩的皮肤质感,再用工笔画的方式细致涂抹了眉眼和唇。刘晓庆立刻和导演商量,把毛戈平作为《武则天》的化妆师定下来。

“怎么不能?”刘晓庆说,年龄跨度这么大的戏,对化妆师来说是个绝好平台。她劝毛戈平,如果把武则天化好了,一定名扬四海,财源滚滚。

《武则天》播出后,万人空巷级的收视率,很多人震惊了:40岁的刘晓庆,居然一会儿16岁,一会儿80岁!化妆师毛戈平迅速成名。

毛戈平原本是浙江省越剧团的。他出生于杭州,早年在浙江艺校就读,他眉目清秀,是演小生的料子,但嗓子条件一般。看着剧团里白发苍苍的化妆师,他决定改行学化妆。他想,化妆师的职业生涯要比演员长。

他最初学习的是舞台化妆。舞台妆容浓墨重彩,为的是让座下观众看清演员的眉眼。当时越剧兴盛,越剧团开始拍摄越剧故事片供电视台播放,往常浓墨重彩的妆容经不起镜头的审视,毛戈平又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影视化妆。1991年后,他先后为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上海一家人》、《京都纪事》担任化妆师,逐渐在影视行业内积累了名气。

“那个年代,人们觉得化妆不就是嘴唇上涂点红的吗?”毛戈平说,“刘晓庆那张脸谁不知道?可《武则天》一播出,哇,原来化妆可以造成这么大的改变,原来化妆是门艺术!”

随后几年,毛戈平在化妆圈如日中天,“绝对大师的那种状态。”他说。1996年,他又为刘晓庆在电视剧《火烧阿房宫》中化妆,刘晓庆一人扮演三个角色,依然有赖于毛戈平的化妆术。他因此而获得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颁发的化妆类奖项,颁奖辞称,毛戈平提高了中国人对化妆艺术的认知,提高了中国化妆师的地位。

当时和毛戈平一样受到瞩目的化妆师还有吉米。吉米的成名,源于1995年张国立导演的那英《雾里看花》MV,吉米为那英用了淡橘色眼影、浅橙色腮红,还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古怪的如同方便面的卷曲发型。这首歌一时风靡,吉米也随之被称为“大牌化妆师”。1997年,他为那英在《东方之珠》MV中做发型,将那英的中长发从上到下逐渐收拢,再在脖颈处外翻,这个发型被很多发廊张贴起来,成为表达流行趋势的招牌。吉米说,“之后成名的一线明星全会找我做造型,这也是他们一种身份的象征。”

毛戈平和吉米很快发现,大众知道化妆所能带来的改变之后,汹涌而来的就是让自己变美的热情。1998年,毛戈平出了一本售价200元的精装化妆书,他在美容类报纸上刊发启事,告诉读者,如果你在某个日期前把200元书款打进某个账户,你会得到一本书,书上有毛戈平的亲笔签名,附送一张券,可以到杭州免费来听毛戈平的两天课程。汇款单以超乎他想象的数量飞来,很快,他收到了150万元。他用这些钱印刷了书,带着它四处演讲、售卖,每到一处,人们争先恐后,他受到神一般的对待。

2000年,毛戈平和吉米分别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化妆学校。第二年,吉米在北京电视台开设《吉米给你讲时尚》,背景像是一个墙角,一块黄色的布扯起来成弧形,另一面墙上钉着两层架子,上面放了几张看不清面目的模特照。吉米站在一张玻璃圆桌后,讲述包括夏天如何除去汗臭的小技巧。他还会请来模特,一边在模特脸上涂抹演示,一边告诉观众这一季的流行色。根据吉米的说法,这是当时唯一的时尚化妆节目。

当毛戈平和吉米活跃在内地时,李东田大部分时间不在国内,不过,他们三人也有交汇的时候。1998年,服装设计师傅涛在太庙举办时装发布会,邀请毛戈平、吉米、一位女性化妆师和回到国内的李东田,为六十多位模特化妆。他们正在工作,一位摄影记者招呼,你们三个男化妆师来拍张照片吧。以太庙为背景,毛戈平、吉米和李东田站在了一起。

出街的报纸上,他们被称为“中国化妆三剑客”,这张照片成为很多人对那个时代中国化妆行业的记忆。

2008年8月,毛戈平携其彩妆培训学校三名师生在北京君太百货MGPIN专柜。他为参观群众彩绘创作,边画边讲解。毛戈平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化妆造型设计师。

2016年5月,我在上海静安区一家火锅店见到田洪禹。他喜欢火锅,喜欢热闹,喜欢在几盘牛羊肉之后来上好几杯葡萄酒。一叠A4纸被他小心地放在桌子下的柳筐里。那是他马上要签署的一份合约,甲方是欧莱雅,全球美妆品牌。

2003年,田洪禹签下了他和品牌的第一份合约,卡尼尔邀请他担任一款染发膏的“推广大使”,一年80万元,他付出30多个工作日,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各做四五场活动,并为专柜销售做培训。

活动总是在大型超市门口举行,搭起台子,扯上布景,主持人拿着话筒,音响重复轰鸣着煽动:“著名美发大师田洪禹!现场讲解!”想染发的人(大部分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想尝试时髦彩色的年轻人,一个一个上台,田洪禹把染发剂和敷色乳挤在一起,搅匀,涂抹到一个个伸到他眼前的头颅上。积攒数年的手艺一点也用不上,他很清楚,他只是用自己在行业内的声名站台。

卡尼尔约满后,美宝莲来了,还是那一套,商场门口搭台,田洪禹现场用美宝莲的产品给人化妆。他很快意识到,继时尚杂志之后,品牌也认可了他。

2010年,田洪禹和美发品牌威娜签约,成为其“中国区形象大使”。从那时开始,他不用再在超市或商场门口现场示范了,品牌改用更光鲜的方式,召开发布会,聚揽媒体。在主持人热烈的邀请下,在必不可少的大人物出场的音乐声里,田洪禹穿着剪裁精细而富设计感的西装,以“大师”身份,走上舞台中央。他说的话会被冠以“流行趋势分析”,被时尚杂志引用,传递给大众。追逐时髦的人会根据他的说法,选择这一季应该把眉毛画平或者画弯,头发染成深棕或者浅灰。

明星是潮流的另一个出口。2015年《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巅峰之夜”,田洪禹为那英做的“彩虹条”染色发型成了爆款。在那英右侧的头发上,横着一道彩虹,每种颜色只有四五毫米宽。

对方愣了一下。这个发型染了8小时,每片头发上的每个颜色都需要用尺子量着涂色。田洪禹复述着这场简单的对话,“也许他以为有什么捷径,”他说,“没有”。

早在从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化妆系毕业时,田洪禹就曾将原本专为古装戏演员使用的接发用在模特和明星头上。很长一段时间,这是那些天生发量不足的明星维护自己在镜头前完美形象的手段。到了2015年,普通人通过娱乐媒体突然发现这门技艺的存在。这年初,张靓颖参加《我是歌手》,一头色彩斑斓的长卷发配合她唱完了《饿狼传说》。发型是田洪禹做的,他在张靓颖的头发上接了很多彩色发片,卷成一片浪。

很快,有人拿着张靓颖那场演出的照片找到发廊,要求类似的效果。朋友给田洪禹发来照片,是一家美发培训机构把张靓颖的造型当成培训范本,并详细分析,从颜色的分布到排卷的大小和方向。他认识的一位年轻发型师去接发培训班学习,回来告诉他,培训老师说:“我们都应该感谢田洪禹,他做的接发,让我们今天把这件事做成了一门生意。”

对李东田来说,“造型”早就成了一门很大的生意。2016年4月,李东田任董事长的东田时尚在新三板挂牌。其认证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通稿说,东田时尚是“时尚美业在新三板上市的第一家挂牌公司”。李东田转身,从艺术家变成商人。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李东田和他的东田造型很大程度把控了时尚杂志的造型。造型师申澍记得,他接到过一个电话。一位时尚杂志编辑把他推荐给某位明星化妆,明星经纪人联络了他。没有寒暄,对方问,“你是东田的吗?”

2010年之前,在申澍身上,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四五次。那时,申澍已经从北影影视化妆系毕业,为几部影视剧化过妆,也有相对固定的明星及广告客户,但“不是东田(造型)的”始终像一道关卡。“东田造型对于时尚杂志的把控很严格”,申澍说,最多的时候,时尚杂志合作的造型师中,90%和东田造型签约。明星经纪人们会告诉杂志编辑,他们需要的造型师“是东田的就行”。“东田的”意味着一种延续了李东田“洋气”传统的审美,这依然是明星和大众对“时尚”的基本认同。反过来,和几乎所有明星的合作,也让李东田在明星粉丝中持续知名。

起码在媒体曝光上,李东田和他的生意已成为行业翘楚。2009年,东田造型十周年之际,李东田获得第一笔投资,从此,“东田想上市”在业内就不再是秘密。李东田的助理周自力说,对资本的需求在2006年左右产生。那一年,上下三层、包括咖啡馆和健身房的东田造型旗舰店在建外SOHO开业。“美”是个庞大的生意,从头发开始,延伸到脸,身材,而后用摄影记录美(李东田和摄影师陈漫合作开办了摄影机构Studio 6),再将美扩展到生活中的体验,他由此开设了咖啡厅和几家“东田私房菜”。实体店铺回款缓慢,在扩张中,李东田发现,他不能再用传统的发廊思维,一剪刀一剪刀地挣钱。

资本选择了李东田,他没有透露接下来的详细计划,但承认会有庞大的扩张。在这个行业兴盛起来后,资本也有很可能选择其他人。竞争者也越来越多。

申澍终于在2012年签约了东田造型。他逐渐感受到,东田造型对杂志的把控开始松动。明星们越来越倾向指定一两位符合自己风格的特定造型师,而非把自己脖子以上的部分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挂牌8天后,李东田在北京诺金酒店永乐宴会厅举办了答谢晚宴。他曾经的校长,蒙妮坦美容美发学校的郑明明出席,范冰冰、陶虹和许多明星,还有几位时尚杂志主编都去了。

那天晚上,田洪禹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张晚宴照片,照片上是东田时尚三位合伙人,都穿着黑色礼服,李东田站在中间,他高举起左右两人的手,一脸振奋。在他们身后,是东田造型的LOGO,粗体的“DONGTIAN”。配着这张照片,田洪禹写道:“老东家新三板上市恭喜恭喜!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作为……”

田洪禹在2011年离开东田造型,自立门户。他给自己的店起名叫“ON TIME”,意为“准时”,中文名叫“昂”,一来和ON发音接近,二来,他喜欢这个字有朝气的昂扬态度。

“ON TIME”第一家店于当年12月在三里屯世贸百货开业,一共七位股东,全是造型师。在开店前他就计划好,每个人的股份差距不多,“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一年后,他们在银泰中心开了第二家店,然后铺展到了昆明、无锡和深圳,很快还要去上海。看起来他的事业正在壮大,但当我问及他发在朋友圈里那句“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作为”,他说,那是一句戏言,他从没有上市的想法。

“风险很大,”田洪禹说,“这个行业是低利润的,即使上市,也没有那么大的升值空间。”

他看起来很冷静。有时候,比如出席那些在酒店举办的时尚活动时,他会涌起一些厌倦。每场活动之前,他总要接过品牌或者主办方递来的通稿,只需要在上台时把稿中提到的宣传点变成自己的话,重新说出来。每逢这种时刻,他想,“我的意义在哪儿?”

“我觉得‘流行’,‘时尚’,都是骗局,通过一个巨大的利益关系链构成的骗局。”

2014年,田洪禹想到做一个行为艺术,为50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底层的人,譬如流浪汉、清洁工、快递员、饭馆厨师,重新做造型,请他们谈谈对时尚的看法。他希望让人知道,掌握媒体、掌握话语权的人每天呼喊时尚,其实大部分普通人和时尚毫无关系,“时尚就是个屁。”

他最终没有实现这个行为艺术。但后来,他发现有人用小规模的方式,实施了和他类似的想法。他有些遗憾,而后,他催动自己,沉迷于日常的工作,继续挣钱。

钱始终是保险的。二十年前,他在东四看见高级发廊里的发型师剪完头发、拿起刚兴起的摩托罗拉大翻盖贴在脸上,心里直羡慕。1999年底,他在北京城郊买了一套小房子。2003年,他拥有了第一辆车,切诺基。2004年底,他在城内买了第二套房。很快,是第二辆车,第三辆车。 2015年,他买了一栋别墅,供全家人居住。

2006年6月,李东田旗下的东田造型北京旗舰店开业,名模吕燕作为其形象代言人出席。

早上9点,田洪禹和孙俪一同到达黄浦江畔一家餐厅,他们要在这里拍摄一则广告。最里头的包间已被改成休息室,孙俪对着窗户坐下,田洪禹站在她的右侧,在窗台上打开自己14寸的橘色化妆包。所有的工具,各种刷子,各类彩妆,都被他长久而严格地放在固定的位置。眼睛看着孙俪,只用手他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端详了一会儿这张被他描画近十年的脸,摸出刷子,开始用粉质打底,每扫两下,他退后一步,重新端详。

门外,超过50人正在忙碌,移动家具,装饰甜点,一直播放的欧美流行音乐的鼓点像是密集的催促。餐厅院子里,三盏ARRI M90大灯被架到4米多的高度,从三个方向打向室内,营造出夏日阳光充溢的午后,像一个没有瑕疵的梦境。

但上海这天乌云密布,大雨直落。几个反光板用架子固定在灯上方,为了防止风把架子吹翻,两个灯光助理坐在架子上,用自己的体重固定着,头发和背都被雨水打湿了。他们在等待梦境完成。田洪禹是直接的造梦者。

他们第一次合作是2007年,孙俪为《今日风采》杂志拍摄照片,杂志约了田洪禹为她化妆。在孙俪的记忆中,过程算不上愉快。她一直觉得自己额头大,留了十余年的刘海,而田洪禹坚持要把她的刘海梳上去。孙俪告诉他,自己不习惯露出额头。田洪禹嘴上应着,往上梳的手却不停。

“她的五官非常精致,太多的头发反而是干扰。”田洪禹说。他渐渐和孙俪熟悉起来,并建议她将头发剪短,“人一下子亮了起来。”在2007年改换成短发造型后,孙俪的头发越来越短,在演艺圈的地位越来越高。很快,许多女明星也剪短了头发。在追求时髦的年轻女性心目中,短发成为比长直发更时髦的选择,而后者原本是主流审美中的女性标配。

2008年左右,孙俪去香港参加活动,公司安排了一位香港造型师为她工作,他把孙俪的头发染成乌黑,盘得像一串葡萄。去会场的车里,田洪禹坐在孙俪后排,一边絮叨“丢不起这人”,一边拆解香港人刚刚做好的发型。

在他刚进入这行业时,“香港”意味着时髦的顶端。现在,他毫不在意坐在前排的香港发型师的愤怒。

这些年,田洪禹为孙俪的妆越化越淡,“我希望真实一点,简单一点。”孙俪说,“老哥(田洪禹)和我的审美是一致的。”

孙俪也向其他女演员推荐过田洪禹,但一些人用过他之后不再有下文。她们含蓄地告诉她,田洪禹化的妆太“自然”了。他不愿遮盖脸上的瑕疵,不愿意把人画得像瓷娃娃。田洪禹觉得这也很正常,“时尚”没有唯一的标准,视觉系和甜美风各行其是,没有哪个造型师能一统天下,唯有让风格更趋鲜明。

11点,休息室的门开了,守在门口的黑衣保安起步向前,孙俪在后,田洪禹紧跟着她。快门声响起,影像即时显露在电脑屏幕上,田洪禹向左歪着头,眯起眼睛,观望屏幕。他解释说,眯起眼睛是为了让焦点变虚,感受头发不同层次和丝缕之间光影的变化。

五分钟过去,摄影师停下来翻阅照片,田洪禹走到孙俪身边,他一伸手,助手就递上了尖尾梳。尖尾梳的金属长针挑起一片头发,发胶喷洒;再挑起一片,掀起一个微小的弧度,继续喷洒。田洪禹用叠起的双手打比方,平平地叠放,是一片没有变化的阴影;上下交叉,不同的区域便因为厚度、角度的变化而有了浓淡的分别、节奏的韵味。

他修整完,摄影师的相机再度抬起,孙俪露出她招牌的甜美笑容,田洪禹后退两步,回到电脑屏幕和孙俪之间。十七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星和镜头的夹角,站在不会被镜头拍摄到的地方,但正是他和他的同行们塑造了这些明星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大众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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